最近这段时间，文岚除了跟着老人们在山野田间四处奔走外，也不时借如意门外出寻觅食材。
可惜，人小体弱，几次行走在荒岛野外，收获寥寥无几。
一次偶尔的机会，如意门的开口在河南境内的一个小村庄里打开。一抬头，看见黄土墙壁上熟悉的方块字，文岚心中暗自大喜，虽然不知道自己具体身在何方，但文字相同便容易沟通。不料，在村庄里面走了一圈之后，发现满村的人暮气沉沉，很多人的手脚明显浮肿，按下去后良久都浮不起来。这，明显是严重缺乏营养，得了传说中的浮肿病。
稍微一打听，才知道从去年11月进入冬歇后，全村不分男女老少全部下调粮食定额标准，没有一个人例外。后来，以人定量，公社领导把口粮一压再压，平均每个人一个月只有15斤口粮。12岁以下孩童的口粮也相应减少，2岁以下幼儿口粮减到每月3斤，3到5岁的小孩每月口粮9斤，6至7岁的小孩每月口粮11斤，8到11岁的小孩每月口粮16斤。
饿得实在没有办法，许多人家把本来应当成燃料的树叶，掺进从公社食堂领回来的红薯或者稀饭糊糊里面一起吃。地里的红薯根、红薯蔓，晒干的红薯叶，村里村外的榆树皮，全部被人拿来当粮食吃。
为了减轻饥荒，为了尽量填饱社员的肚子，社长、生产队长带着数百名社员冒着严寒在黄河滩上挖野草根充饥。
寒风萧萧之下，人们脱得只剩简薄的衣服，赤脚在黄河泥潭里面，挖着藏在淤泥里面的草根。不到十来分钟，就算是再强壮的汉子也被北风吹得鼻涕横流站都站不稳。更别提，这群本就是饥肠辘辘，许久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的村民。即便有社长、生产队带头下水，也压不住汹涌而至的怨气。
人们的不满情绪渐渐堆积，满肚子牢骚。各种各样的顺口溜满天飞，尤其是针对那几个借着浮夸风升官的干部更是编了很多特别的顺口溜。例如，几岁小孩子都挂在嘴边的“王书记，想升官，打一石，报两石，把社员饿得怪叫唤。”除此之外，那首“队长见队长，穿得皮大裳；保管见保管，都是肥大脸。”也是广为流传。
文岚在村里走了一圈，种种情况，触目惊心，让人不敢置信。
文岚回到房间后，拥被而坐，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书上见得惨剧再多，也不如亲眼所见的儿童哭着喊饿更触动人心。
晚上，文岚再次打开了定位门，把一堆科技书刊放进了首长办公室，同时照旧附上文岚亲笔书信一封。
在信中，文岚着重描绘了关于农村饥荒和部分基层干部的恶劣行径。提醒主政者们需要及时关注社会矛盾爆发点，及早发现问题处理问题。人治的弊端与好处，一样明显。可惜，遇到怎么样的基础干部完全由不得当时的人们。
其次，文岚特意提醒主政者需要完善财物和监管制度，同时不要将改变农村基层干部作风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因为，在文岚的记忆后，未来几年，本应是着重建立完善的财物制度、同时清理管理队伍中的腐败分子的政府管理工作，可惜中途变调，逐渐演变成政治斗争。
尤其是随着刘首长及其夫人将管理工作政治化，用工作队干部代替基础组织，将斗争对象转向“富富反右坏”，发明类似“坐飞机”、“阴阳头”之类侮辱性质很重的私刑。
四清运动偏离原意，逐渐转成阶级斗争，导致不少基层干部遭到错误处理，甚至恶意打击。
再者，大灾大难必然带来新的人口问题。粮食紧缺，必然导致家庭资源不足。为了保障基本的生存，人们会对资源分配自然有所倾斜。而这时候，女性往往自愿或者不自愿地成为牺牲者。
即便建国后各大宣传队、工作组广泛宣传男女平等的概念，但实际生活中重男轻女思想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扭转。
直到强制独生子女制度出台后，许多女童才能得到家庭物质资源支持，从而可以求学、求职，进而改变人生轨迹。
另外，在农业时代，自然资源有限，粮食生产方式和产量受限，过多的年轻人口对于社会来说不是财富，而是累赘。饼只有那么大，分饼的人越多，分得的饼就越小。
进入六十年代后，节育理论在许多国家得到政府的重视。包括国内，当时许多国家都在推行节育措施，这与当时的经济环境和粮食压力密切相关。二战后，各大经济体在战后恢复生机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人口问题。例如，米国出现著名的婴儿潮，影响了超过两代人的生产和消费习惯。各国开始宣传马尔萨斯陷阱理论，并给出了生育计划政策建议，免得新增人口过快最终将地球吞噬。
而在南高丽，50年代的婴儿潮涨势凶猛，刚开始的时候对社会影响不大，因为婴儿只需要喝口米汤也能活下来。但进入60年代后，南高丽的第一批婴儿潮的孩子开始上学，他们家的二胎三胎陆续出现。高出生率对人口结构和福利支出造成的影响开始显现，政府预算捉襟见肘，需要用大量外汇买粮，政府无力继续发展经济。
为了解决低投资、低生产、低收入、低外汇储备却高人口增长率的恶性状况，南高丽政府提出开源节流计划。其中，所谓节流计划就是家庭计划，也就是韩版计划生育政策。他们从宣传到生育咨询中心，广泛开展节育培训，提供避孕药物。同时，国际机构和米国纷纷援助南高丽，使得计划生育组可以在农村基层开展节育工作。
这些，与国内正在面临的困境极为相似。从53年开始，大陆政府开始推行节制生育，62年后更是提倡计划生育，提倡“晚稀少”的生育政策。其中，50年代末60年代初，男性以结扎方式实施节育措施的人数达到顶峰。建国后的人口政策，绝非后世人们误以为的鼓励生育。可惜随着各种政治活动的泛滥，许多于国有利的政策或是偏离初衷，或是人亡政息。